中国未来会出售重装合成旅装备吗？“中械旅”已经为期不远 AI生成合成内容将有“专属水印”，能遏制“换脸”诈骗吗？

中国未来会出售重装合成旅装备吗？“中械旅”已经为期不远 AI生成合成内容将有“专属水印”，能遏制“换脸”诈骗吗？， 

中国未来会出售重装合成旅装备吗？“中械旅”已经为期不远

以以往几届珠海航展上中国兵器、航空工业、中航科工等企业展示的出口型武器装备来看，中国的兵工系统目前就是在向世界范围内有兴趣的客户提供陆军合成化旅的全套解决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主要军事装备出口国不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推销与本国现役装备不同的武器，以珠海航展上展出的陆军装备来看，如VT4主战坦克、VT5轻量化主战坦克、VN12/17/50履带式步兵战车、VN22轮式步兵战车、VP10轮式装甲运兵车、PLZ-45/52自行榴弹炮、SH-16轮式自行榴弹炮、SM4自行迫击炮、AH-4牵引式榴弹炮、AR-2火箭炮、SR-5火箭炮、“倚天”L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天龙”系列防空系统等装备已经能满足一个合成化旅的全套机械化火力装备，而另外一些必要的通信保障、电子对抗、后勤支援装备则可以使用外贸型装甲车予以改装。

除此之外，NAR模块化步枪枪族能作为班组和步兵武器使用，LG3自动榴弹发射器可提供连排级支援火力，另外诸如狙击步枪、半自动榴弹发射器、火箭筒等步兵武器也有专门的外贸型号。陆军航空兵装备方面，现役的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都有升级外贸款，直-11WB能用于武装侦察作战任务，直-8/18系列能用于人员和物资运输以及空中突击作战等任务。另外还能提供各种档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轻型无人侦察机、便携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等装备。

可见，目前中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提供的合成化旅装备方案相当完善，并且可选择不同档次、不同搭配方案进行组合。但这种推广方案也有一定问题，目前一些国家更青睐中国陆军的现役装备，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现役装备也在进行改进、以适应买家的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在一些国家出现“中械旅”已经为期不远。而且，就目前国际形势看，中东国家很可能会出现购买多国装备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高端无人机和第五代战斗机领域。恰恰，这正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发布于：江苏


AI生成合成内容将有“专属水印”，能遏制“换脸”诈骗吗？

人工智能（AI）生成合成内容的逼真程度已经让普通人难以辨别。多方人士曾提议，加快规范AI生成合成内容。“内容标识”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做法。

日前，国家网信办起草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与之配套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网络安全技术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以下简称《标识方法》）同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

真假难辨，“AI换声”“AI换脸”诈骗案件量正在增加

《办法》拟规定什么？简单来说，AI生成合成的内容要在显著位置作出标识，也就是要给它们打上“专属水印”。

给AI生成合成内容打水印为何如此重要，需要单独出台文件加以规制？受访者认为，这与AI应用带来的虚假宣传、欺诈等社会风险有着直接关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然而利用AI实施诈骗、侵权等违法犯罪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记者注意到，多地公安机关曾发布过相关提醒，司法机关也发布了多起利用AI实施犯罪的典型案例。部分案例经由媒体报道和平台传播，引发不少人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AI诈骗正在全国爆发”的词条一度登上热搜，一时讨论声四起。据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发布的文章，AI诈骗的类型包括：语音合成诈骗、视频/图像合成诈骗、聊天机器人诈骗、数据操控与伪造。其所依托的技术主要为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

上述前两种类型便是很多人听说过的“AI换声”“AI换脸”。《办法》提出，对于AI生成合成的音频，在起始、末尾或中间适当位置添加语音提示或音频节奏提示等标识；AI生成合成的视频，在起始画面和视频播放周边的适当位置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可在视频末尾和中间适当位置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对于AI生成合成的文本、图片等信息，《办法》也拟作出相应规定。

除了上述可被用户明显感知的显式标识，《办法》还拟对隐式标识的添加予以明确，提出服务提供者在生成合成内容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式标识，隐式标识包含生成合成内容属性信息、服务提供者名称或编码、内容编号等制作要素信息。

《办法》拟作何具体规定？解决什么问题？

具体来说，《办法》拟对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的服务提供者、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平台、用户分别规定相应的责任义务。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图源国家网信办官网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解释，服务提供者即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利用算法技术提供信息服务、深度合成服务的组织、个人。

对服务提供者，《办法》提出在生成合成内容时主动添加显式标识或隐式标识，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在用户服务协议中明确说明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的方法、样式等，并提示用户仔细阅读并理解相关的标识管理要求。

对于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的服务提供者，如AI聊天网站，《办法》特别提出，在处理和核验生成合成内容时，平台需要承担核验标识的责任。

对于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如应用商店，《办法》提出，在应用程序上架时，应当核验服务提供者是否按要求提供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功能。

用户在上传生成合成内容时，应当主动声明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标识功能作出标识，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西南政法大学科技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郑志峰认为，通过规范标识可以帮助公众准确区分AI生成合成内容与人类创作内容，提升信息透明度，维护信息生态的真实性，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通过标识还可追溯生成内容的来源，明确责任主体。

他指出，通过标识内容可以降低虚假宣传、欺诈等社会风险。肖飒同样指出，AI生成合成内容可能被用于制造社会恐慌、传播谣言或实施其他非法活动，通过强制标识，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2022年以来，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的文件中，相继明确对符合要求的AI生成合成内容作出标识，为何还要单独制定《办法》？

郑志峰指出，之前的文件只是作出原则性要求，没有深入讨论具体的标识方式、范围和技术标准。在此背景下，《办法》的进一步规定可以消除标识标准的模糊性。具体来说，《办法》主要明确责任主体和义务，《标识方法》则提供具体操作细节。

“这种双重保障机制将确保标识要求不仅有依据，还有技术执行路径，具备可操作性，确保规定真正落地，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要求上。”郑志峰向记者解释。

此举能防范日益突出的AI诈骗吗？

《标识方法》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拟明确各类AI生成合成内容的具体标识方式。其中，视频内容的显式标识应采用文字提示。

具体而言，应同时包含人工智能要素——含“人工智能”或“AI”，表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包含生成合成要素——含“生成”和/或“合成”，表明内容制作方式为生成和/或合成。

视频内容显式标识示例。图源《标识方法》

音频内容的显式标识应采用语音标识或音频节奏标识。语音标识应同时包含人工智能要素——含“人工智能”或“AI”，表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包含生成合成要素——含“生成”和/或“合成”，表明内容制作方式为生成和/或合成。

音频节奏标识应为“短长 短短”的节奏。《标识方法》注释称，“短长 短短”节奏为“AI”的摩斯码表示。

音频内容显式标识示例。图源《标识方法》

以“AI换脸”诈骗为例，肖飒分析，根据《办法》和《标识方法》要求，潜在受害人应该能够在视频中看到显著标识，提示该视频是AI生成合成内容。

具体来说：视频中可能会有明显的文字提示，如“本视频为合成内容”，或者视频角落处有明显的标识符号，如“人工智能生成合成”；标识应当放置在视频的显眼位置，如角标、横幅等，以便用户一眼就能注意到；标识的颜色和字型应当足够醒目，以便与视频背景区分开；如果视频支持交互功能，在用户尝试播放或下载视频时，系统可能会弹出提示框，告知用户该视频是AI生产合成的。

“从效果来看，可以预测，《办法》和《标识方法》的实施有助于提高AI生成合成内容的透明度，降低老百姓遭AI诈骗的风险。”肖飒告诉记者。

郑志峰认为，标识可以起到区分人机界限的作用，同时具有警示功能，提醒用户慎重对待AI生成合成内容，避免上当受骗。“当然，标识的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无法应对所有的问题。例如，AI生成合成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人格权，并非标识可以解决的。”

专家建议：明确未履行标识义务的责任规则，特别是民事侵权责任

《办法》第13条拟规定，未对AI生成合成内容作出标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郑志峰指出，《办法》拟作出的责任追究规定较为笼统，责任机制不够完善，没有明确未履行标识义务的责任规则，特别是民事侵权责任。

“《办法》仅规定‘未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标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进行处罚。但对第10条所涉及的使用者的行为，未规定惩罚措施。”肖飒指出，有的使用者恶意滥用AI生成合成内容，通过不正当标识手段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散布虚假信息，建议补充处罚措施或列明可供援引的其他法律规范。

此外，郑志峰提出，标识适用于AI生成合成内容，对于人机协作生成合成的内容是否适用并不明确。例如，AI生成一首唐诗，用户对内容作了很小的修改，是否需要标识并不清楚。

总的来说，内容标识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帮助用户识别AI生成合成内容。

“但这只是多层次防控体系的一部分。”肖飒认为，要想真正规避风险，还应细化法律法规，建立行业自律标准，如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特别是版权、隐私保护等问题；推动行业自律，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伦理准则，引导企业合理合法使用AI技术。

在郑志峰看来，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呈现明显的场景化特征，如关注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合成等具体场景，且立法的级别不够高。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立法储备的丰富，制定一部《人工智能法》的契机已经成熟。相较于分散的部门规章，《人工智能法》可以系统明确人工智能各方权利、义务、责任，建立起覆盖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统一的监管规则，避免场景化立法存在的重复立法和监管盲区问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郑志峰认为。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